四十余万西北军，听着像一座山。 可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战打完，冯玉祥这座山塌得最快。阎锡山还能退回山西，李宗仁还能守住广西，冯玉祥却从“第二集团军总司令”的位子上跌下来，跑到山西汾阳一带隐居。 这不是一仗没打好。 是他的本钱，早就被掏空了。 一九二八年北伐结束后，各路军队都坐下来分地盘。蒋介石握着南京、上海、江浙财赋，铁路、海关、工商税源都在手边。阎锡山守着山西，煤、盐、地方财政还能撑住。桂系地盘小，可广西是自己的老巢。 冯玉祥分到的，多是河南、陕西、甘肃一线。 地方大，钱少。 兵却多。 他最难受的地方就在这里：部队号称四十余万，地盘却养不起这支军队。军饷、枪弹、粮秣，哪一样都要钱。冯玉祥平日治军严，讲朴素，军官穿好衣服、摆阔气，他看不惯。可军队不是只靠训话就能转动。 士兵要吃饭。 枪要子弹。 马要草料。 冯玉祥也想过办法。他搞金融，办实业，设税局，想从夹缝里挤出军费。北京崇文门统税局一类收入，确实能解一时之急。可这点钱摊到几十万军队头上，杯水车薪。 更要命的是，穷地方经不起反复榨取。 河南、陕西本就连年兵灾，农民刚把种子撒进地里，征粮的人就到了。县里要粮，军队要饷，地方还要摊派。百姓一穷，地方就乱；地方一乱，冯玉祥又得派兵去压；派兵又要花钱。 圈越转越紧。 到中原大战前，冯玉祥手里的军队看着庞大，底下已经有裂缝。将领们跟他多年，能吃苦，也会打仗，可他们看见中央军有饷、有枪、有地盘，心里不会没数。 蒋介石看准的，正是这条缝。 一九二九年，韩复榘叛冯投蒋。这个人原是冯玉祥部下的重要将领，后来却被蒋介石任命为河南省主席等职。石友三也倒向蒋介石一边。西北军里这些人，不是普通小卒，而是能带走成建制部队的骨干。 一根梁断了，屋顶就晃。 冯玉祥过去靠个人威望、军纪和师生旧情压住队伍。可到了军阀混战的桌面上，银元、省主席、军长名义，比训话更硬。蒋介石手里有中央名分，也有财政资源，他不只在战场上打冯玉祥，还在冯玉祥的营盘里打。 这一下最狠。 冯玉祥的部队越穷，蒋介石的收买越有用；冯玉祥越想开战，部下越要先给自己找退路。 一九三〇年春，反蒋各派合流。阎锡山、冯玉祥、李宗仁等人同蒋介石对抗，中原大战爆发。纸面上看，反蒋一方兵力不小，声势也大。冯玉祥的西北军仍是主力之一。 可纸面是纸面。 战场在河南、山东、安徽一带铺开后，冯玉祥要面对的不是一个蒋介石，而是一套完整的消耗战：中央军能依靠铁路调兵运粮，南京方面还能继续拉拢地方实力派；西北军越往东打，离自己的后方越远。 前线一长，粮道就薄。 弹药一紧，军心就松。 反蒋阵营内部，也并不是一块铁板。阎锡山有山西要保，桂系有广西要顾，谁都不愿把老本一次押光。冯玉祥冲在前面，最先承受中央军的主力压力，背后却等不来真正稳定的支援。 他像把大刀，刀口已经砍出去，刀柄却没人握紧。 九月十八日，张学良通电拥护南京中央，东北军入关。 这一下，局势变了。 原本观望的力量有了方向，反蒋阵营的气一下泄掉。冯玉祥面前是中央军，侧后又多了东北军的压力。那些还在犹豫的部将，也看清了风向。 大势一倒，跑得最快的往往不是敌人，而是自己人。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，阎锡山、冯玉祥先后下野。中原大战落幕，西北军这支曾经声势浩大的队伍，被拆散、改编、收买、分化。冯玉祥失去的，不只是一场战争。 他失去的是养兵的地盘、统兵的威望、结盟的主动权。 汾阳的小村里，那个曾经统率四十余万军队的人，一下成了“普通平民”。院子不大，身边也没了前呼后拥的军号声。早年他能靠严厉治军把一支队伍带起来，可到中原大战这张桌上，军纪挡不住财政，旧情挡不住银元，盟约挡不住各家的算盘。 四十余万大军，最后败给的不是一个数字。 是没有钱养兵，没有铁杆部下，没有可靠盟友。 冯玉祥坐在山西的院子里，门外风声一过，西北军的旧旗号就散了。 特别